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政策，補救農業合作化后期以來農村工作上的失誤，活躍了農村市場，大大地推動了農村經濟發展，使我國農村改革工作在短期內取得了重大進展。

為了加快農業發展，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頒布了一系列文件，推動了農業的發展。1979年9月，黨中央正式制定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實事求是地估計了我國農業的現狀，全面地總結了我國農業發展的歷史經驗，從投資、價格、稅收、信貸和農副產品收購等方面，調整了農業政策，適當地放寬了對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的限制，強調了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糾正平均主義和開展多種經營等問題。接著，又先后批轉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山西省委關于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關于積極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報告》等重要文件，進一步肅清“左”傾錯誤的影響，推行了以聯產計酬為主要特點的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提出了“決不放松糧食生產，積極開展多種經營”的方針。這些政策實行和措施執行，對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增加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都起了巨大作用。這是近幾年來農村形勢大好的根本原因，為結束平均主義大鍋飯，建立家庭聯產責任制創造了條件。

一、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增加農民收入

從1979年3月開始，黨中央和國務院采取了多種措施和步驟，陸續提高18種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關于糧食，從1979年夏糧上市起，全國糧食統購價格平均提高20%，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50%；關于棉花，從1979年新棉收購之日起，全國棉花統購價格平均提高15%，北方另加5%的補貼，超購部分再加價30%；關于食用植物油，統購價格全國平均提高27%，超購部分加價50%；關于生豬，收購價格平均提高24.6%；其它部分菜牛、菜羊、鮮蛋、甜菜、甘蔗大麻、苧麻、桑蠶繭、水產品、黃牛皮、水牛皮、南方木材、毛竹等，收購價格分別提高20%至50%。1979年全國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總指數，平均提高22.1%；由于提價，當年農民收入增加108億元。這是建國以來提價幅度最大的一次。

二、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貫徹按勞分配，調動農民積極性

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推行有一個過程，它是隨著社會主義農業集體經濟的建立而發生和發展起來的。早在1955年1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4次會議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提出：“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了進行有組織的共同勞動，必須按照生產的需要和社員的條件，實行勞動分工，并且建立一定的勞動組織，逐步地實行生產中的責任制”。此后，經過長期的實踐，各地積累經驗，克服缺點，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但是，在以后的社會主義“四清”運動，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生產責任制和辦法卻在“左”傾思想指導下，被錯誤地當作“工分掛帥”、“修正主義”批判而中斷。三中全會以來，農業生產責任制才又逐漸得到恢復和發展。到1981年6月底，全國已有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其主要形式可分為聯產計酬和定額計酬兩大類，而以聯產計酬為主。在聯產計酬中：又可分為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幾種形式。廣大群眾根據當地不同條件創造出來的各種承包形式，有利于把集體統一經營和勞動者自主經營兩個積極性結合起來，并且得到充分的發揮。建立和健全農業生產責任制，是改善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克服平均主義，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重要措施。實踐的結果，其作用已超出了這個范圍。它不但克服了集體經濟中長期存在的“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弊病，更好地體現了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且通過勞動組織、計酬方法等環節的改進，帶動了農業集體經濟管理體制的部分改革和農村生產關系的某些調整，糾正了長期存在的管理過分集中、經營方式過于單一的缺點，使之更加適合于我國農村的經濟狀況。這樣一種多樣化的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結構，適合我國地域遼闊，自然條件、生產力發展水平千差萬別的情況，有利于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更快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目前，我國農村實行三權分置，推行土地流轉，就是在家庭聯產責任制的基礎上，農村改革進一步深化。

三、鼓勵家庭副業和適當擴大自留地，增加農副產品生產

在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的同時，鼓勵和扶持農民經營家庭副業，是黨的一貫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農民家庭副業曾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加以批判、限制和取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恢復了正確的農村政策。1981年3月，黨中央和國務院在轉發國家農委《關于積極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報告》的通知中，明確規定可以因地制宜適當擴大自留地、飼料地；兩者面積的最高限度可達生產隊耕地總面積的15%。社員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附屬和重要補充；社員自留地是家庭副業的一個重要陣地。適當擴大自留地好處很多：一是可以充分利用輔助勞力；二是可以增加農副產品的花色品種，補充市場的需要；三是可以發揮并提高農民的技術專長；四是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五是利于備荒抗災。

四、搞活農村集市貿易，促進農村集市商品貿易

農村集市貿易是我國農民之間進行產品交換的一種傳統形式。農業合作化以后，農村集市貿易受到一定限制；“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地方集市貿易受到嚴重驟戎，有的被強行關閉。粉碎“四人幫”以后，情況開始好轉，三中全會以后，更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1979年底，全國農村集市數量已大體恢復到1965年的水平。1980年各地普遍恢復了傳統的定期集、插花集、早晚市、廟會、騾馬大會、物資交流會等傳統交易形式；普遍注意了把市場管理與搞好市場服務結合起來，建立了市場服務部；對市場管理政策作了適當調整，如允許社員個人和社隊集體從事農村商品流通所需要和法律范圍所允許的販運活動，允許國營農、牧、漁場完成交售任務后的多余產品上市；農村集市貿易成交額，在1979年大幅度增長的基礎上又增長了23.9%，成為合作化以來的最高年。集市貿易的恢復和發展，便利了社員之間的佘缺調劑，擴大了城鄉物資交流，補充了國營商業的不足，促進了生產，價格也比較平穩。雖然還存在著這樣和那樣的問題，但總的說來，集市貿易的發展是健康的。只要采取積極措施，善于引導，它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五、發展多種經營，擴大農民自主權，繁榮農村經濟

1979年全國各地在開始調整工農業比例關系的同時，對農業內部的比例關系也著手調整，開始改變過去那種只強調抓糧食生產的作法，在繼續抓緊糧食生產的同時，大力發展多種經營。由于過去多年來在實際上對多種經營采取的是限制政策，有一個時期甚至把多種經營當資本主義來批判，危害大后果嚴重。三中全會以后，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但仍存在一些問題。為此，黨中央、國務院于1981年3月，轉發了國家農委《關于積極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報告》。在轉發的通知中不僅明確了開展多種經營的方針，而且指出多種經營、綜合發展，應當作為我國繁榮農村經濟的一項戰略性措施；規定開展多種經營要發揮集體和個人兩個積極性；建議逐步推廣經濟合同制，把生產隊的自主權、農民的主動性和國家計劃的要求協調起來；要求農業、工業、商業供銷、交通運輸、財政金融、科學技術各部門，都把促進農村開展多種經營作為重要任務，及時研究解決發展中的一些問題。

由于政策對，措施得力，使農民真正獲得了收益。1981年農民每人從基本核算單位分得的收入為101元，比1978年增長31%。而這三年農民從超產部分得到的獎勵、從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得到的收入則增加更多。據1981年對農戶的典型調查，平均每人的純收入(扣除家庭副業的生產費用及納稅)為223元，比1979年增加89元，增長66%。收入大幅度提高的社員、生產隊、生產大隊、公社等等集體，在全國大量出現。通過集體分配，平均每人在300元以上的大隊，1979年有1622個，1980 年增加到5569個，1981年又有較多的增加。特別可喜的是原來條件較差、生產落后的一些地區，如魯西、豫東、蘇北、淮北等地的生產和人民生活都有大幅度的提高，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據統計，三年來，鄉村居民平均每人購買的消費品增長了84.9%，新建房屋15億平方米，收音機、自行車、縫紉機、手表、電視機的擁有量大大增加。